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实施本质上有助于环境权的保护，但环境权的实现程度也会受到其他人权的影响与制约。

②成熟期，自陶唐至商纣。[1]且不论陈顾远先生到底说了什么，也不管对张晋藩先生的理解是否有误，几代中国学人对中华法系的艰辛探索，恐怕不是一句既无复兴的必要，亦无复兴的可能而轻易抹去的。

[12]以上引文见陈顾远：天道观念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载爱思想网中华法系专题讨论专栏。2.研究中国法系应当阐明中国法系的渊源及其演进并趋势一般的特性。[12]陈顾远写于1952年的《中国固有法系与中国文化》是带有总结性质的有关中华法系研究的经典论文。蒋澧泉先生有一篇中华法系立法之演进发在《中华法学杂志》1935年第6卷第7号上，文章对中华法系的这一特性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华法系因向以‘政刑并举、‘礼法兼行为治国之策，对于法律之本质，有独到之阐明，认‘政与‘礼，偏重于使人为善，而‘刑与‘法，则偏重于禁人为恶，‘礼施于未然之先‘法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此种观念之表现于法律方面，诚非中国法系唯一独占之精神，莫由见其特色，然欧洲法学家所曾具有之自然法观念，中国往昔学者则于天道观念中具有之，固不让欧人专美焉。

(陈允，罗马法律三十)遂为其当然之解释，而成为一般法律概念矣。[10]1937年《中华法学杂志》新编第1卷第7期又登了陈顾远先生的家族制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的文章，这次是谈家族制度与中华法系的关系，陈先生先简单回顾家族制度在中国的形成，指出我国家族制度的形成，虽有悠远的历史，但如没有学说方面的支持，政制方面的拥护，也许不会在中国固有法系中发出万丈的光芒。正如葛兆光教授指出的那样：平庸而无用的全面论述，绝不是好书，深刻的片面，有时候恰恰是好书，能够提供有用的新资料和新证据就是好书。

四、通过比较展开分析当我们遇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时，很自然地想了解别人是怎么面对的，很多国家都有相对成熟的制度，领先我们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使攻不了玉也可能有启发、有省悟，何况有的简单东西可以直接照搬，或照猫画虎。免的对象一般是最高国家机关的主要成员。其次论证了宪法规范的是国家的基本制度，而不是国家的具体制度。如讨论《物权法》草案时，有教授认为《草案》删去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与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违背，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宪法学界一些敏感的同仁很快做出回应，而我是在一年后参加人民大学人大在线活动时，针对网友的提问，才集中收集和阅读了相关资料，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宪法有政治功能和法律作功能之分，在立法中宪法的政治功能应让位于法律功能，法律应对一切合法财产予以平等保护，不对财产做神圣还是不神圣的道德判断，不论公共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法律保护的都是其财产权，而权利是平等的。

有的学者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不顾及读者的接受程度，只是一股脑地自说自话，自己认为很明白的东西以为读者也很明白，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时没有必要的解释、说明，缺乏承上启下、起承回合的衔接，呈现出一种跳跃式思维，也很容易让人觉得思路混乱。从权力分工的原理以及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提出军事权与警察权应当分离，二者在主体、对象、目的、运作时间、后果方面都有明显区别。

检察权的案件性决定了它是准司法权而不是行政权或准行政权。还有，对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这一通说，我也是反着说的：有些权利不可转让（如生命权、人身权、人格权）。1、对通说的反着说反着说有时候是针对流行观点的，即对通说进行反思。但这篇文章（《权力来自权利的转让?》）并没有回答转让给别人的那个初始权力来自哪里，因此还没有将问题说透。

这里所说的是在研究中进行比较分析的一种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比较法，比较法作为一门学科是特指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比较，如本国与它国、甲国与乙国，一国与几国的法律制度的比较。或论点和论据对不上，彼此间缺乏内在联系，此论据说明不了此论点（只能说明其它论点），或论点和论点之间没有清晰的脉络，等等。那么权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需要将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我研究后初步认为，权力不是来自权利的转让，而是来自权力的转让：有的公权力来自私权力的转让（如私力救济、血亲复仇等私权力后来基本上转让给国家的司法权、治安权等公权力）。又如在研究礼治的特点时，我起初对礼的繁文缛节很不耐烦——要求女子笑不露齿，话不高声，走不动裙。

二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区别。这里也顺便说一下，不要追求完美，学术上追求完美往往一事无成，因为学术是要创新的，而创新就可能出错，因此不必太在意一篇文章的结论是否正确，论证是否有瑕疵，内容是否全面，而应看到它是否有新意，是否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或有新的论证视角。

有的论证不是完全不讲理，但是只讲理的一面（并夸大其作用）而不是多面，或在本应具有的几个要素中有意或无意漏掉一两个，如只讲宪法是政治法、组织法、根本法（这当然没错），但完全不讲宪法的另一面（民主法），就可能得出中国自古就有宪法的结论。其范围有边界还是无禁区。

后来又发现言论自由还与更多的权利有或紧或松的关系，于是又加了言论自由与创作自由、与受教育权、与监督权、与宗教信仰自由、与通信自由的关系几个部分，使文章的整体框架更为全面。写作只是为了探明问题的真相，而不是为了捍卫某个观点。最后，提出在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宪法主要规范的是组织制度，宪法通过建立国家机构来组织国家权力，它既授予国家权力，同时又分解、限制国家权力，宪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将国家权力组织成一个合理而有效的权力秩序体系（政体）。（一）从宏观到微观这是在选题确定后先做一个整体的布局，围绕主题大致分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几大块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即把一个点（选题）扩展成一个面（宏观框架），从不同角度上看下看左看右看。2015年我在研究宪法解释法时，认真拜读了韩大元教授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认为其构架、体系、基本内容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些内容不够细致，在对其中的许多条款逐一分析时，有肯定也有异议。其三，论证简单或片面。

如果仅仅是介绍某国或几国的某项制度，而没有分析，或介绍时洋洋洒洒，分析时敷衍潦草，没有问题意识，从中看不出你为什么要比较，通过比较要解决什么问题，那就很难获得比较的效果，为比较而比较，或因为比较是时髦的方法而比较，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就可能把路走偏了。受外语不好的限制，我的比较法文章很少，严格说来只有一篇，即《德国和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之比较》，但在分析问题时运用比较的方法则较多，有时候进行横向比较，有时候进行纵向比较，有时候比较相同点，有时候比较不同点，有时候比较法律文本，有时候比较法律产生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也应该根据研究的需要选择比较的角度和内容。

有时候反着说不一定表现为专门写的商榷性论文，也可以在写到某一问题时，顺势加以发挥。有时候虽然是接着说与反着说并用，但其实是有主次之分的。

反之，2006年在对我国公民权利但书做阐释时，认为宪法第51条的规定有几个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建立了国家机构，但并没有因此转让自己的选举权）。

如果在整理的过程中不仅分门别类，且边分类边论述，边归纳边剖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夹叙夹议，那才算是学术研究。文章已经发现了地方人大往往既是违宪的主体又是违宪的客体这一特别现象，但没有展开分析，没有刨根问底地深度挖掘。其主体仅限于国家权力还是包罗万象。此外，在我提出宪法权利一般需要法律加以具体化才能实现后，徐振东博士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宪法权利中的自由权性质的基本权利，原则上并不需要法律具体化即能实现，它们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权利，更不是所谓‘接近道德层面的权利，而是一种人民可以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加以主张的、具体的权利，亦非所谓‘与现实生活有相对距离的权利，而是一种现实化的权利。

还有，学界一般对法治和人治的区别解说较多，而我认为从国情出发，还应当关注法治和礼治的联系与区别，为此比较了法治和礼治的相同点（都是规则之治，都具有体系性、规范性、制裁性、公正性、神圣性、指引性、程序性、稳定性、公开性）和不同点（其目的是否保障基本人权。在违宪审查制度建立之前应先有违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及其实施做铺垫，这不仅涉及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否，更直接关系到现实的操作。

1983年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新中国成立以来四部宪法章、节、条及字数的比较》，现在看来选题有新意，角度比较独特，但基本上是对四部宪法章、节、条及字数的罗列以及简单的对比，没有什么分析，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新发现。三是自由与权利的区别（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接着说有时候不仅使我们对某一领域问题的挖掘进了一步，而且还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有的论文并非完全没有论证，但其说理往往显得干巴巴的，不饱满，不充分。

如果比较后更倾向于我们是不同的种群，彼此完全不同，就可能加剧隔阂与分裂。可惜现在这类文章还经常发表在一些级别很高的学术期刊上，其实没有什么学术含量，不过是学术环境处于非正常状态的一种怪相。即使能判断也不等于能反驳，这是不同的层次，如在学术会议上经常有人点评他人论文时能发现许多漏洞，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自己却无法就此写出一篇反驳性的好论文。因为只有发现相同点，才能证明彼此都具有人类的共性，都有共同的追求和梦想。

而免的主体有时是由谁任即由谁免，有时任和免不完全统一（区别了四种情况）。二、学术论证应精心布局依我的体会，学术论证应该有一个整体布局，这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宏观到微观，二是从微观到宏观。

虽然最后还是重点分析其含义，但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显然有助于客观评价。通过比较国务院有权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宪法第89条第10项）与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宪法第93条第1款），进而总结出这是一种双领导体制并对此展开论说和分析。

不一定好书就是百分百正确的。尤其是，其中的每一点都经过了自己的认真思考，在微观论证上有所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