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中国这一轮的经济繁荣中，不少企业、不少行业之暴利随处都可见，这些暴利并非它们市场商业机会的把握，也不是这些企业技术创新之结果，更不是它们生产率水平提高，而且更大的一部分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以非法的手段、以钱权交易的方式如何把国有资产、把全国人民财富掠夺而去。

所以，引起大家注意，大家讨论讨论，是很有必要的。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

有人认为，这是继郎旋风之后，刮起的一股刘旋风。计委对建国以来计划工作的历史没有系统整理过，计委的档案在林彪一号命令下来时又烧了，现在没有几个人搞得清历次五年计划和主要年度计划了。有了这样的一本计划史，不仅对计委，而且对新中国的整个建设史都有重要意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占据这个阵地，西方经济学者占据了这个阵地，就变了。委领导批转某研究院审查，指示内容如无大碍，可以出书。

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国和港澳台的外资经济等，都应当科学界定。第二，我最近看到于祖尧同志的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积极参加关于经济学教学问题的讨论，但是也不要寄过高的期望值。正是为了避开人际信任度低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的障碍，中国才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研究、开发、学习和采用先进技术，建立和经营大企业。

这种企业改制给公有财产和职工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在这种有大批员工一起工作的企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连企业的最高经营者也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就是在真正的私营企业中也是如此。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中国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在这一基本方针指导下，1997年到2002年间，中国除少数几个自治区以外的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单位的政府都正式宣布今后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许多地区的政府还正式宣布要将企业的国有股比重降到绝对的少数，诸如30％以下。

诸如此类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的困境，它对国有企业的困境也要承担重要责任。因此，想仅仅让私人资本所有者加盟投资国有企业，而不把这个企业变为完全归经营者私人所有，根本不可能解决企业中的人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个根本问题。

但是，金融交易发达、企业经营者大量使用他人资金进行经营又恰恰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私营经济的特征。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出卖国有企业是把（国有财产的）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2003年以后中国还在实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因此白重恩等人提供的上述数字当然不会是至今为止国有工业企业私有化改制的全部状况。

这些人鼓吹私有化的理由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企业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必然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这无疑也是部分地实行了私有化。但问题在于，按照假设，企业经营者是经济人。一些地方的政府机构口讲发展是硬道理，却将私有化的企业改制当成了自己的中心工作。

在完全私有化的企业改制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他们打起发展经济的旗号，以种种鼓吹私有化的舆论作掩护，实行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私有化企业改制：——他们鼓吹淡化所有制观念，强化发展意识，只把私营经济、引进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生长点，而把国有企业当包袱甩掉卖光，把城乡集体企业私有化。——不看比例看效率，不看成分看贡献，不看规模看发展，不看性质看作用。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常常会由于这些偶然的冲击而陷入严重的亏损以致倒闭。张五常则曲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断言人都是自私的，因此企业不归其经营者所有就不会有效率。

在最近20年的中国，为私有化主张提出了最著名的论据的有周其仁、张五常、张维迎等人。其实，就是在私营经济的领域内，任何私营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者，或私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也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我们只能根据自己听到的各方面的片断反映，来大致地估计中国的私有化的实际进展。许多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实行了部分或整体的股份制改造并股票上市，这按西方国家的标准也是实行了部分的私有化。第四节 愈演愈烈的公有企业私有化之风在对公有企业实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使用上述各种五花八门的私有化企业改制手法，中国最近十多年中刮起了不断升级、愈演愈烈的侵吞国有资产、出卖国有企业之风。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私营经济领域内，现代经济的特征也同样是企业的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

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求节约又不讲求效果。二者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都没有动力注重节约和效果，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表面上在改革，而事实上其内在的机制仍没有改变。

如果非公资本遭遇屏障，不能投资国有企业，则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多元化，企业机制就难以转变。我们在现实中经常听到负债多的企业抱怨它是在为债权人打工。

中国最近20年的私有化行动打着改革的旗号，以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是发展私营企业为号召，其具体做法则是，借口对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和股份制改造，将公有企业变为少数人私人所有，特别是变为由企业经营者个人私人所有。（王东京（2007））这一套胡言乱言把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的思想逻辑倒表述得清清楚楚，也把他们观点的逻辑混乱表现得明明白白。

即使一个企业的资本金完全归其经营者私人所有，只要这个企业的经营中使用了借来的资金从而必须用其经营成果的一部分还债，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就仍然在相应的程度上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许多人都估计，尚未倒闭的原来的省属和市属国有企业也大多已经完成了企业改制，至于这种改制究竟将私有化进行到了什么程度，还是一个很难搞清楚的问题。恰恰按这些私有化鼓吹者们的逻辑，这种企业是不可能有效率的。公有制经济的传统维护者主张保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性质，保持公有制企业在经济中占优势的比例，中国的私有化势力则宣扬私营企业的效率高，政府为提高效率就应当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环境千变万化，突然的宏观经济冲击、行业特有的问题以及经营者的一时失误都在所难免。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其实很正常，因为到那时为止，十多年中几乎没有再兴办任何新的国有企业，几十年中也没有关闭过多少国有企业，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而20年前开办的国有企业也几乎百分之百存在到了那个时候。

普遍的估计是，属于县以下行政单位的国有企业也已经所剩无几。经济学理论表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

第三节 五花八门的私有化行动在对公有企业实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中国最近十几年充斥着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企业私有化改制行为。左大培在《不许再卖》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上述因素。

以这样的冰棍论、烂苹果论为根据，他们编造出了形形色色的论调，以鼓吹彻底消灭国有企业，尽快实现全面私有化：——靓女先嫁，卖得越快越早越主动。除了多年担负过高的税率这样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外，造成当时大部分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很自然的因素，这个因素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在任何有许多员工劳动的企业中，企业的普通员工都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越是归私人出资者所有的企业，情况越是如此。其实，经验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主张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是要让非公资本的所有者来控制他投资了的原国有企业，作他投资了的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

问题在于，虽然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却并不是由全民支配。左大培的《不许再卖》一书的第15章第2节对此作了深入的讨论。

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大量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等于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供给和资金需求，这本身就会极大地削弱资产出售方在交易中的议价力量，由此而压低公有企业的平均售价。那时国有企业只有60％多亏损这一点，只能说是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比私营企业有效率。

迄今为止，全世界的私有化鼓吹者都没有作出任何无可辩驳的论证，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把公有企业全都私有化才能增进人民大众的福利。按照这个定义，那61163家企业中有17126家在1998年是国有企业。